中国视角下的赌博与腐败：风险、防控与治理启示

在全球范围内，赌博与腐败往往如影随形：巨额资金、隐秘场景、复杂人脉，使其极易成为权钱交易的温床。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实践具有鲜明特色：一方面，对非法赌博保持高压态势；另一方面，通过系统性的反腐与社会治理，将赌博风险尽可能与权力运行隔离开来。

从中国视角看，讨论“赌博与腐败”的重点不只是风险本身，而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、技术手段和文化引导，把这些风险转化为治理能力提升的动力，从而形成更加清朗的政治生态和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。

一、中国文化与对赌博的基本态度：节制、责任与“不能赌上未来”

理解中国人对赌博与腐败的看法，离不开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观的长期影响。尽管历史上民间小赌现象普遍存在，但主流价值一直相对审慎甚至克制。

1. 传统文化中的“戒赌”意识

• 重视家庭责任：传统观念中，家庭被视为个人最重要的责任单位，赌博一旦损害家庭财产和亲情关系，就被视为“失德”行为。
• 提倡勤俭与踏实致富：“勤俭持家”“脚踏实地”是被反复强调的美德，与“想靠一把翻身”的赌徒心态形成鲜明对比。
• 对权力寻租的文化警惕：从历史典籍到戏曲文学，“贪官好赌、权钱勾结”的故事屡见不鲜，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公众对赌博与腐败勾连的负面印象。

2. 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倾向：支持治理、反对失控

在当代中国，多数公众对“娱乐性小赌”与“失控性赌博”是有明确区分的：

• 对适度娱乐持理解态度：例如福彩、体彩等国家发行的彩票，被视为一种在法律框架内的小额娱乐和公益筹资方式。
• 对高额赌局与权力关系高度警惕：涉及官员、企业高管、大额资金的赌博行为，被普遍认为极易滑向权钱交易和腐败。
• 普遍支持严格监管：民意调查和社会舆论中，对整治赌博场所、打击地下赌场和跨境赌博的支持度普遍较高。

这种文化和社会态度，为中国在制度层面严格控制赌博、切断赌博与腐败的联系提供了坚实的舆论和价值基础。

二、中国法律框架：用制度切断赌博与腐败的输送链

与部分将赌博合法化并交由市场与监管并行的国家不同，中国大陆选择了相对严格的路径：对大多数形式的赌博予以禁止，仅保留高度管制的公益彩票，并将打击赌博与反腐败、扫黑除恶等工作紧密结合。

1. 大陆地区：以刑事打击为主、行政管理为辅

• 非法赌博入刑：开设赌场、组织赌博、以赌博为业等行为，在中国刑法中均被明确为犯罪，可以追究刑事责任。
• 个人参与赌博亦受处罚：多次参与赌博或参与聚众赌博，可被处以治安管理处罚，包括罚款、行政拘留等。
• 严禁公职人员参与赌博：纪律条例明确规定，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及变相赌博；违者不仅要受党纪政务处分，情节严重者可能被移送司法。

2. 彩票制度：把风险引导到可控、透明的轨道上

中国保留并规范了两大类公益彩票：

• 福利彩票：主要用于支持养老、助残、救助等社会福利事业。
• 体育彩票：主要用于支持全民健身、体育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。

关键在于：发行主体为国家授权机构，资金流向透明，严格审计监督。这种模式在满足部分娱乐需求的同时，将资金回流社会公益，有利于弱化赌博暴利与腐败之间的联动空间。

3. 澳门与香港：在“一国两制”下的差异化安排

在统一的国家框架下，中国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管理：

这种“一国两制”下的多样化实践，为中国整体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：既可通过严格禁止和高压反腐形成“防火墙”，也可在特定区域探索高标准监管下的合法博彩模式。

三、赌博与腐败如何相互放大：从问题识别到精准防控

从治理者的角度，中国对“赌博与腐败的联动机制”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，这种清醒也成为强化制度设计的动力。

1. 赌博场景易成为权钱交易“隐蔽场”

• 身份识别难、资金流隐蔽：高额赌局往往在会所、私人住宅、境外赌场进行，参与者多为特定圈层，外部监督难以进入。
• 输赢可被操纵：通过“故意输钱”实现行贿、洗钱或非法利益输送，使腐败交易从账面上“消失不见”。
• 社交黏性强：长期赌局容易形成封闭小圈子，圈内人彼此“有把柄在对方手里”，促使腐败网络固化。

2. 贪腐与嗜赌相互驱动

• “为了赌而贪”：部分嗜赌成性的官员或企业高管，为填补赌债而走上受贿、挪用公款之路。
• “因为贪而敢赌”：握有权力、掌控资源者，对资金来源缺乏敬畏，更容易在赌博场上“大手大脚”，继而寻求更多腐败性收入。
• 个人风险外溢为公共风险：一旦赌博与公共权力融合，个人问题就会升级为公共安全、金融安全乃至政治生态风险。

正因为清晰洞察到这些联动机制，中国在反腐败与赌博治理上采取了“捆绑式”的综合治理思路。

四、中国反腐经验中与赌博相关的典型做法

自 2012 年以来，中国反腐败力度显著加大，在制度建设与执纪实践中，针对赌博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治理升级。这些做法不仅压缩了赌博滋生腐败的空间，也推动了整体廉政建设迈向更高水平。

1. 将“参与赌博”明确纳入党员干部纪律红线

• 纪律刚性化：党纪政纪文件多次重申，党员领导干部、公职人员不得参与赌博及变相赌博，把“爱赌”“好赌”从“生活作风问题”上升为严肃的纪律问题。
• 从“小问题”早发现、早处置：实践中，一些干部最初只是参与小额赌博，但组织会视其为“风险信号”，通过约谈、诫勉等方式及时干预，避免演变为大案要案。
• 形成强烈震慑效果：随着通报案例的增多，“因赌致贪、因赌落马”的警示效应显著，提高了干部群体对赌博的心理警戒线。

2. 大数据与资金追踪：提高发现腐败性赌博的能力

在金融数字化和监管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，中国逐步提升了对赌博相关异常资金的识别能力：

• 支付数据分析：对频繁向可疑账户、境外赌博平台转账的交易进行监测，有助于发现隐藏在日常消费背后的赌博行为。
• 反洗钱系统联动：金融机构需对大额、异常、结构化交易报送可疑交易报告，为监管和反腐机构提供重要线索。
• 与纪检监察信息共享：当某些公职人员被发现存在与赌博相关的可疑资金流动时，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，进行核查和风险研判。

这种技术驱动的精准治理，使得依托赌博进行洗钱、行贿和受贿的空间被大幅挤压。

3. 打击跨境赌博与跨境腐败资金外逃

随着跨境资本流动和出境旅游的增长，一些违法分子试图通过境外赌场进行洗钱和权钱交易。对此，中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：

• 限制组织、诱导中国公民出境赌博：对组织者、代理人和相关地下“中介”严厉打击，切断跨境赌博链条。
• 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执法合作：通过情报共享、联合行动等方式，打击利用赌博进行洗钱和腐败资金转移的行为。
• 配合追逃追赃工作：将与赌博相关的腐败资金纳入国际追逃追赃范围，提升腐败行为的全球追责压力。

对于希望在华长期发展的企业和个人而言，这意味着一个越来越难以利用赌博通道进行“灰色操作”的环境，有利于公平竞争和合规经营。

五、从“高压惩治”到“系统治理”：更具前瞻性的中国方案

单纯打击并不能永久消除赌博与腐败的风险，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从“严厉惩处”走向“系统治理”的趋势，更注重预防、引导和结构性减压。

1. 从源头减少赌博诱因：优化经济与社会环境

• 促进合理收入分配与社会流动：当更多人可以通过正规途径改善生活时，“一夜暴富”的赌徒心态自然削弱。
• 发展多元健康休闲方式：体育、文旅、数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，为公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娱乐选择，从需求端稀释赌博的吸引力。
• 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：提升公众对高杠杆、高风险投机行为的认知，避免把金融投机与赌博心态混淆，降低“变相赌博”风险。

2. 教育与宣传：把“不能赌上前途”的理念植入更早、更深

中国在校园教育、社区治理和媒体宣传中，逐步强化对赌博与腐败风险的系统讲解：

• 青少年教育：通过法治课、主题班会等形式，引导学生理解赌博的危害，以及与网络游戏“开箱”“抽卡”等行为的边界。
• 社区与企业培训：不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定期组织廉政教育、风险合规培训，把“远离赌博”与“职业发展、家庭和谐”紧密联系。
• 典型案例警示：公开通报因赌博导致腐败、家破人亡的典型案例，用真实故事增强说服力和警示力。

这种“软治理”与“硬约束”相结合的模式，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对赌博与腐败的长期免疫力。

3. 完善制度闭环：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

从长远看，降低赌博与腐败勾连的最有效方式，是让权力运行更加公开、透明、可追踪：

• 推进权力清单与流程公开：通过公开审批事项、决策流程和责任边界，减少“暗箱操作”的空间。
• 强化财产申报与监督：对重点岗位干部实行更严格的财产申报与核查制度，一旦出现难以解释的巨额资金，即可重点关注。
• 畅通举报和监督渠道：鼓励社会公众、媒体和内部人员对可疑行为进行举报，形成多元监督合力。

当腐败的总体空间被压缩，赌博即便存在，也更难演变为权钱交易的渠道，整个社会治理的“安全垫”随之增厚。

六、对企业与投资者的启示：远离“赌局”，拥抱可预期的合规环境

从商业与投资角度来看，中国在赌博与腐败问题上的严控与治理，实际上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清晰、更安全的环境。

1. 明确的合规红线，降低制度不确定性

• “不能赌”的边界清楚：对于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，参与或者借道赌博进行业务拓展、客户招待、利益输送，都是风险极高的行为。
• 有利于内部合规建设：企业可以依据中国法律与监管导向，制定更严格的商务招待、礼品和娱乐活动规范，提升整体合规水平。
• 减少“灰色支出”压力：在高压反腐与赌博治理的环境下，企业参与“赌博式公关”的空间被压缩，有利于回归产品与服务竞争本身。

2. 有利于长期投资和稳健经营

从投资者视角看，一个对赌博与腐败保持高度警惕并持续治理的市场，有几大优势：

• 营商环境更透明：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被持续挤压，投资环境的规则性和可预期性更强。
• 企业风险更可控：一旦企业被卷入口碑恶劣的赌博腐败案件，不仅法律成本高昂，品牌损失也极难修复。严格的制度环境反而有助于企业自我约束。
• 契合全球 ESG 与合规趋势：全球资本越来越关注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，中国在反腐与赌博治理上的积极作为，与这一趋势形成良性呼应。

七、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启示：从中国实践中可提炼的几点经验

不同国家的历史、文化与法律体系各不相同，不可能简单复制中国模式。但从中国关于赌博与腐败治理的实践中，仍可以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启示。

1. 明确态度，比模糊空间更有利于治理

在赌博是否合法、如何监管的问题上，态度模糊往往成为灰色空间的温床。中国大陆通过明确禁止多数赌博形式，为后续反腐与监管提供了清晰边界；而在澳门、香港则通过高标准监管为合法博彩设定清晰轨道。对其他国家而言，关键在于减少“说不清”的灰色地带。

2. 把赌博治理纳入更大的反腐和金融安全框架

• 与反洗钱结合：赌博资金流向复杂，很容易成为洗钱通道；将赌博监管与反洗钱体系联动，有助于提高整体金融安全水平。
• 与公职人员廉政建设结合：把参与赌博视为廉政风险的“预警信号”，能够更早发现潜在腐败问题。
• 与跨境司法合作结合：在资本和人员高流动的时代，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跨境赌博和腐败资金外逃问题。

3. 文化引导与制度约束并重

无论法律多么完备，如果公众普遍把赌博视为“无伤大雅的小事”，治理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中国在制度严控的同时，通过教育、媒体、典型案例宣传等方式，强化“不能赌上人生、不能赌上权力”的社会共识，这种软性治理同样具有推广价值。

结语：在风险与治理之间，中国选择了“不能赌”的底线

从中国视角来看，赌博与腐败的关系，从来不只是道德问题，而是牵动政治安全、金融安全、家庭稳定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性议题。正因如此，中国在制度安排上坚持“严控赌博、严惩腐败”，并将二者的治理紧密嵌合。

这种路径的积极成果已经在多个层面显现：

• 政治生态更加清朗：通过将赌博视为腐败风险的重要切入口，一批问题干部提前被发现和处理，权力运行更加透明规范。
• 社会秩序更趋稳定：非法赌博场所被不断整治，因赌致贫、因赌致犯罪的社会问题得到有效遏制。
• 营商与投资环境更加可预期：企业和投资者可以在更清晰的规则下配置资源，把精力集中在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与经营上。

未来，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跨境流动加速，赌博与腐败的交织方式还会不断演变。但可以预见的是，在中国，“不能把权力赌光、不能把家庭赌垮、不能把未来赌掉”仍将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底线。而围绕这条底线持续精进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创新，也将不断释放出更安全、更透明、更具发展潜力的社会与市场环境。